，现在毕竟不是小时候。小时候他们可以牵着手随意地在坡道上走。现在即是在没人的时候走到了一起，他也不好意思说话，怕让别人看见传起闲话。要是在大沟河水库，在公社大院或是在别的什么地方，他就有一肚子话想对她说，可是回到卧马沟，他就有话不敢说了。回到卧马沟他就成了地主的儿子了，地主的儿子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更不许在队长的小姨子跟前乱说乱动。
时间就像马沟河里的水一样，一天天白白地流失掉了。
又一料麦子割倒摊在场上碾出来了。
看着堆在场上的那么一堆新碾出来的黄橙橙的新麦子，人们脸上都有了一片欣喜。不管咋说，今年再不会一个人只分八斤八两口粮了。
看着脸前这堆新碾出来的麦子，辛苦劳累一年的农民们终于笑了，总算是盼来了一个好年景。除了丰收，农民们还能再有啥盼头。
在郭解放许春娥李天喜和保管会计坐在官窑里噼噼叭叭拨拉着算盘子儿算计着该给社员分多少口粮的时候，搬着交椅坐在皂角树荫凉里的郭安屯吼着嗓子和原来当政治队长时一样叫道：“都回家拿毛裢布袋去，分粮食了嘛。”
等在场上的人们就呼呼啦啦地散开，都真的跑回家取装粮食的毛裢布袋去了。
郭安屯就是和李丁民不一样，李丁民从副队长的位置上退下来，一声不响地进了马房窑，当了饲养员，三四十头牲口在他手里养的一个个滚瓜溜圆，除了槽头上的事情，其别的事他再不插嘴多问。而郭安屯就不是这样，郭安屯从政治队长的位置上退下来，就像前朝的遗老重臣，闲闲散散的不再随着上工的钟声到地里去干活，成天就提着一把麻绳子编扭的交椅，热天坐在树荫底下，冷天坐在日头暖里，成了专门看场的老人。其实他的年岁并不算大，才才六十岁，在地里干活年岁比他大的人有的是。成了专门看场的人还不安生，张扬的性格还不改，常常还指手划脚地要管队里的一些事情。人家能管得着，人家的儿子是一把手队长，老子的话，儿子还能不听，队长都听他的，社员们谁敢不听他的。
郭解放许春娥几个人从官窑里出来，觉得奇怪，才半后晌，场上的人就啥活也不干了。都手里提着毛裢布袋围在新碾出来的麦堆边等着分粮食，郭解放不由地来了火气，这是谁立的规矩，队长还没有发话，社员倒都撂下手里的活不干了，都等着分粮食。郭解放翻瞪着牛眼，恶着声吼叫起来：“干啥干啥，麦秸积没有搭起，满场的麦壳没有推扫，就都围过来要分粮食，都成了把式咧，谁他妈的说要分粮食了。”
提着毛裢布袋站满一场的人被郭解放蒙头盖脸的一顿数说，脸上好不容易洋溢起来的一片喜悦像风吹霜打了一样又飘散走了。手里提着毛裢布袋的人们都转过脸，去看坐在皂角树荫凉里举着长杆烟袋吸吸溜溜抽咂旱烟的郭安屯。郭解放顺着人们的目光转过脸看到坐在皂角树荫凉里悠悠闲闲举着一根长杆旱烟袋的父亲时，就知道又是这老汉多嘴多事了。对这个好张扬爱管事的老家伙，郭解放也是没有一点办法。他毕竟是他的亲爹老子，碾麦场上是严禁烟火的，可他就是这样大模势样的举着长杆烟袋，一锅接一锅地坐在那里抽。
罢罢罢，既然都把毛裢布袋提下来了，那就分粮吧。郭解放万般无奈地摇摇头，叫保管会计开秤分粮。
民兵队长郭解放的弟弟，郭安屯的二儿子郭土改听到一声分粮，就把大木锨牢牢地操在手里。这把大木锨也是权力的象征，原来郭安屯当政治队长时每年分粮大木锨总是操在他手上。现在大木锨又让他的儿子操在手里了。
保管员把磅秤推到麦堆跟前，郭土改手握大木锨往麦堆跟前一站，手提毛裢布袋的人们就都拿眼睛找耀先，这已经是三二十年的惯例了，从入社那一年起，耀先年年都是第一个分麦，再不用谁张声喊叫。木着脸的耀先在众人的注视下，提着毛裢顺着扇车走到麦堆前面去了。
前面说过，这看似浑浑圆圆的一堆麦子，堆前堆后是很不一样的。碾出来的麦子在扇车上过风的时候，糠秕瘦小的麦颗跟着麦壳和细碎的麦秸草一起让扇车里吹出来的风，吹裹到离扇车远的堆前去了，而那些颗粒饱满的圆圆鼓鼓的红头大麦，因为身子沉，比重大落下来就在扇车跟前的后堆上。前堆那些糠秕瘦小的麦子每年都是分给耀先一家的，耀先一家是地主理应分糠秕瘦麦。等耀先把堆前的瘦麦装走，手掌大木锨的郭土改就会转到麦堆侧面，把麦子搅匀，再给其他家户分，年年都是这样。实际上等耀先一家把堆前的糠秕瘦麦装走，麦堆前后的麦粒儿基本上就均匀了，糠秕瘦麦毕竟是少数。
面无表情的耀先站在麦堆前，张开毛裢布袋，郭土改就毫无顾忌地挥着大木锨，把糠秕瘦小的夹杂着吹扬不净的麦壳和细碎的麦秸草的麦子一起往耀先张开的口袋里装。对这种延续几十年的“特殊照顾”耀先早就麻木的没有任何感觉了，每年场上分麦月儿都伤心地躲开，她不愿看到明着让人欺负的这种场面。
新生赤光着脊背一直在场上挥举着木杈在搭麦秸积，别人扔下木杈围在麦堆跟前等着
第二十九章(5/6),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